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三天后，德国总理朔尔茨在联邦议院特别会议上发表演讲，宣告德国迎来“时代转折”——“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时代转折’，这意味着以后的世界不再是以前的世界”。这之后他在多个场合提及这个词，德国语言协会甚至将“时代转折”评选为2022年年度词。
2024年底，德国执政联盟因内部矛盾解体，朔尔茨沦为少数派政府领导人。2月23日，德国联邦议院将举行选举（德国大选）。全国29个政党的候选人以及独立候选人将在299个选区竞争630个联邦议院议员席位，再由联邦议院选出联邦总理，由后者组建联邦政府。
德国所处的外部环境正在经历“时代转折”，即将面临大选的德国政坛会因应时局之变也被推到“转折”的十字路口吗？

这是2024年3月13日在德国首都柏林拍摄的德国联邦议会会议现场  任鹏飞摄/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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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力量”挑大梁
过去一年多时间内，德国民调显示的各政党支持率排序没有发生戏剧性变化。朔尔茨率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社民党）始终徘徊在第三大党的位置，落后于弗里德里希·默茨领衔的联盟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以及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如果不出现重大意外，朔尔茨很难重演上一届联邦议院选举中的“惊天逆转”，保守主义色彩的联盟党将获得组阁的主动权，默茨有望出任联邦总理。
尽管国际观察者对于新一届德国联邦议院选举的兴趣多集中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比如德国政治会不会出现方向性的转变，德国会不会像很多西方国家一样也走上右翼民粹的道路等。但基于对德国共识政治传统以及历史认知的理解，朔尔茨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极力呼吁的“时代转折”，除了体现在涉外的安全和外交，以及能源政策之外，料很难发生在德国内政层面。执政党可能会变化，但借联邦议院选举实现内政方面的“时代转折”，并不是德国选民的最大关切。
联邦德国自1949年建立后，一向以稳健的共识政治而著称。联邦选举法为防止选票过度分散，于1953年规定了政党得票率达到5%才能进入联邦议院的门槛，德国联邦政党生态由此进入相对平稳时期，数度产生西方国家罕见的长期执政的政治家，如1949年至1963年任联邦总理的阿登纳、1982年至1998年任职的科尔和2005年至2021年任职的默克尔。
共识文化的根基是德国广大的“中间力量”政党，联盟党和社民党数次组成“大联合”政府，极端政治势力尤其是极右翼政党，很难挑战德国社会在战后基于反思纳粹暴行形成的历史认知。以德国选择党为代表的极右翼政治势力在德国一直受到制度和社会文化的双重约束。德国共识政治的传统还体现在政策的延续性上，罕有新政府全盘否定前政府的政令、法律的极端现象。
不过，随着时代变迁，德国的政治生态已出现了“碎片化”倾向。目前进入联邦议院的党团多达6个，创下1953年之后的历史纪录。下一届联邦议院选举本应在2025年秋季举行，之所以提前到2月23日，原因就是联合政府内部不同党派无法协调执政理念，导致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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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期待一场经济议题的选举
当德国联邦总统2024年12月27日宣布解散本届联邦议院、德国政治和社会生活进入大选节奏的时候，德国社会关注的的核心话题是如何提振经济。
尤其是2024年下半年以来，大众等德国汽车制造业企业和零配件企业纷纷传出大规模产品滞销、收缩生产、关闭工厂、解雇员工等负面消息。这对于向来以德国汽车为代表的“德国制造”工业产品为傲的德国人来说，可谓是几十年来所仅见的“海啸级”危机。而汽车工业的危机，仅仅是德国经济模式危机的“冰山一角”。
多年来，德国经济重仓传统制造业，通过进口廉价能源和原材料，制造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产品销售至世界各地市场，维持了德国的繁荣。这种模式在全球化高潮时期能够成功，原因曾被简化表述为具备“三大前提”，即俄罗斯的能源、中国的市场和美国的安全保障。
联盟党总理候选人默茨在2月10日德国《世界报》发表的题为《德国经济必须重新增长》的署名文章中，总结自己对于德国目前所处状态的看法：“德国的经济模式正面临全球时代转折的压力。我们曾经能够从俄罗斯获得廉价能源，依赖美国保护自由贸易通道，并且我们的产品在全球市场上无可争议地处于领先地位，但这一阶段已经结束。德国已经失去了宝贵的时间。”
德国经济已经连续两年陷入衰退，英国《经济学人》甚至给德国再度戴上“欧洲病夫”的帽子，“去工业化”已经成为德国经济和社会不得不面对的严肃话题。德国全社会和各政党原本都期待一场围绕经济议题的选举。2024年底，联盟党、社民党和绿党纷纷亮出了自己的竞选纲领：
联盟党的竞选纲领题为《实现德国政治更迭》，核心内容就是振兴德国经济，“重现全民富裕”，为此需要少意识形态而多实用主义，具体手段包括减税、简政、调整社会和民生政策、加强经济韧性、支持自由贸易和出口、支持德国汽车业、降低气候标准等；社民党的竞选纲领题为《你所得更多，德国更好》，重点是“为经济增长而战斗”，同时强调在经济与社会民主的传统议题如收入、住房、养老、教育等之间寻求平衡；绿党在竞选纲领《共同成长》中也罕见地主打经济牌，但没有摆脱该党意识形态的约束，不准备在已经失去人心的严苛环保理念上妥协。
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的民调表明，德国选民对于社民党领导的三党联合政府解决经济问题能力失去了信心。2024年底，正是一场围绕财政纪律的争端，即政府是否应该通过提高债务以解决财政预算的缺口，引发了总理朔尔茨（社民党）和财政部长林德纳（自民党）之间的信任危机，导致了联合政府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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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问题加剧促使选举重心生变
按照2024年12月底的民调，联盟党、德国选择党、社民党、绿党，以及成立不到一年的左翼政党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简称BSW，莎拉·瓦根克内希特为左翼党前成员）有望进入联邦议院。自民党、左翼党可能达不到5%支持率，但是左翼党正在努力利用竞选规则，即一个政党只要在3个选区内获得胜利就可以组成议院党团，力图保住在议院的席位。
社民党的支持率自2022年以来始终低于联盟党。联盟党在过去两年内支持率基本保持在30%以上，而同时期社民党的支持率从未超过20%，目前徘徊在15%～16%。不出意外的话，联盟党在下一届联邦议院选举中将坐稳第一大党位置，默茨以较为鲜明的保守主义色彩区别于默克尔，本人又在经济领域任职多年，在目前形势下呼声最高。

2月9日，在德国柏林，德国社民党总理候选人、现任总理朔尔茨（左）与最大在野党基民盟总理候选人默茨参加电视辩论，双方在移民、经济、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等问题上分歧明显 新华社/法新
默茨在选情一片大好的情况下走出了一着“险棋”，决定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全力押注移民议题。起因是1月22日发生在德国南部阿沙芬堡的一起阿富汗移民持刀伤人事件。事件导致两人死亡，包括一名两岁的幼童，另有3人重伤。这是过去数月内德国连续发生的第三起外来移民危害公共安全、致人死亡的重大恶性事件。德国社会对于外来难民和移民政策的不满情绪持续高涨。
有过纳粹极端种族主义、排外、屠犹等历史污点的德国，战后把“人人享有政治庇护权”写入《基本法》，进行了艰难的“历史反思”，才扭转了曾经极为负面的国家形象。在2015年席卷欧洲的难民潮中，默克尔政府更是坚持无上限接纳难民的“欢迎文化”，默克尔本人也一度被称作“自由世界的领袖”。
但大量接纳难民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和民众不满，为德国选择党的生存壮大提供了土壤。从2015年开始，德国选择党经历了一个公开向极右翼转变的过程，毫不掩饰民族主义理念，攻击外来者，鼓吹纠正对于德意志历史的自我矮化，每每行走在违宪的边缘。
在今年1月29日之前，德国的主流政党无不坚决拒绝与德国选择党进行政治合作。然而，默茨所在的联盟党却在当日在联邦议院发起限制非法移民的动议，并声称不拒绝德国选择党的支持。默茨领导联盟党与德国选择党进行合作，招来了广泛的批评，德国各地随后爆发大规模的抗议游行。
但客观上，默茨的这一步棋让联邦议院选举的议题重心发生了转移。根据德国《星期日世界报》委托YouGov进行的民调，“移民”已成为选举的最重要议题（31%），“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26%）退居第二，“社会保障”（16%）、“犯罪和内部安全”（11%）等排在其后，在媒体上占据了相当篇幅的乌克兰危机问题只有4%的受访者认为与选举相关。而上届选举选民最关心的气候问题，如今已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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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又迎来一个艰难时刻
虽然联盟党的支持率在默茨引发“移民转向”之后并无明显波动，但是德国国内的政治议程就此发生了变化：由于默茨向极右翼开放，短期来看，左翼进步主义政党与联盟党之间的矛盾加深，社会撕裂进一步扩大；长期来看，德国战后形成的“政治正确性”——德国说法是“对右翼的防火墙”——极有可能面临逐步被侵蚀的危险。这可能是德国社会，甚至国际社会未来不得不面对的更严峻的问题。
2025年2月上旬有民调显示，联盟党、德国选择党、社民党、绿党的支持率相对稳定。德国选择党并没有从默茨制造的“移民转向”中获益，支持率虽然高达20%，但仍不足以对德国的制度和政治生态构成颠覆性威胁。自民党很难摆脱现政府垮台的“始作俑者”身份标签，失去了选民的信任。变数存在于政治光谱的左翼。
右翼声音的壮大，促使社会对左翼政治力量给予更大关注和支持。左翼党近期党员人数猛增，支持率极有可能突破5%，从而继续参与联邦政治。
选举在即，由于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获得绝对多数选票从而单独执政，所以“妥协的艺术和实用主义”将是新政府的底色。这从联盟党的竞选纲领也可以看出端倪：德国需要少谈意识形态，多做实事，从而重振经济，调整移民和难民政策，凝聚社会共识。
考虑各党最终的得票情况，无论政府的组合方式是两党（联盟党与社民党，或联盟党与绿党）、还是三党（联盟党、社民党与绿党），新成立的联合政府中各政党都需要克服更多分歧才能达成执政共识。无论如何，德国都将迎来一个艰难的重塑共识政治的过程。（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欧洲研究所执行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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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球》杂志第4期编辑：吴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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